车臣人对中国的态度观点(中国人和车臣人关系如何 )

华人在海外搞帮会历史悠久。从明末清初开始,部分反清复明人士,为规避清廷扫荡,就远赴台湾、南洋等地,组建了多个帮会,其中最著名的大概就是“天父地母,反清复明”的天地会(也称洪门),传说是由“平生不见陈近南,便称英雄也枉然”的陈永华(陈近南是化名)在台湾创立。清末,海外华人社团势力已十分庞大,并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今天海外华人帮会在许多国家都存在。但在俄罗斯却不尽然。华人一直没有在全俄范围形成有规模的帮会,出现的充其量只是各种黑道团伙。与帮会相比,三五个人就可以成为一个团伙。这些团伙无组织,无纪律,无统一行动,基本上处于地下势力的最下层,只能在华人圈里横行霸道,横向比较,势力甚至远不如越南人。

车臣人对中国的态度观点(中国人和车臣人关系如何 )

陈近南(电影形象)

随着俄罗斯社会治安的好转以及各方面越来越规范,华人在俄有点名声的帮派早已销声匿迹,灰飞烟灭。所以说有时候,黑社会、帮派、团伙活动是否猖獗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的直接反映。

回归正传,俄罗斯的华人团伙是从90年代初期苏联解体前后开始兴起的。那时候中国人来莫斯科很简单,东欧有个国家叫匈牙利,在90年代初期曾一度对中国人免签,所以那时候只要买张去匈牙利的火车票,然后到俄罗斯驻华使馆办一个过境俄罗斯的签证即可到莫斯科。而到了莫斯科,想走也可以往前走,不走也可以就地留下,或做生意,或打工,随便。那时候的俄罗斯一片混乱,根本顾不上管这些。

最早在莫斯科组建团伙的以北京人为主,往往三五个人混在一起就算一帮,没有什么严密组织(为了行文方便,下面简称北京团伙)。

早期莫斯科的北京团伙具备“来的早”、“来的多”、“来的狠”这三个特点。

“来的早”和“来的多”是指当时中俄列车就是从北京出发的,北京人自然捷足先登,最早到莫斯科倒货的倒爷们(指倒货商人)基本都是北京人,此后其他地方的人才慢慢跟进。

在莫斯科,来自中国的列车停靠的站台叫雅罗斯拉夫尔站。90年代初期的一段时间,在站台上接站的中国人,九成都是北京人,车站里听到的都是京片子,所以雅罗斯拉夫尔站又被当时中国人戏称为“北京站”。

最初,来莫斯科的北京倒爷们是想卖货的,但那时卖货都在市场上卖,风吹日晒,居住环境也十分恶劣,许多北京小爷吃不了苦,把货一卖转头就进了赌场搏杀,然后输个精光。这些人成为了日后北京团伙的重要组成部分。

“来的狠”则和当时中国的一场治安运动有关。1983年,中国搞过一次规模空前的“严打”,也就是“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在这场运动的铁拳下,北京市面上的大小混混统统落网,被送往偏远地区劳改。数年后这些人被放回北京时,正好赶上苏联解体。这些混混在北京无法谋生,于是索性前往莫斯科闯荡。他们本来就有基础,又去了监狱深造过,所以成为了莫斯科北京团伙的核心骨干。

来到莫斯科初期,北京的大小团伙依然按照在国内的传统,互相打架,抢货。但经过一番实践后,他们逐渐发现这样做的代价太大。因为都是北京人,彼此都知根知底,在莫斯科吃了亏,往往会找人在北京把场子找回来。所以打来打去,一算总账,互相都占不到便宜。索性当时北京各团伙之间约定好,北京人不动北京人。于是来莫斯科倒货的非北京中国人成为了打劫、敲诈的目标。

最初北京团伙动手的地方就是被戏称为“北京站”的亚罗斯拉夫尔站。这个火车站此前一直是以车臣人为代表的高加索人的势力范围。这些车臣人不抢劫,而是通过开黑车拉货、拉人挣钱,要价是市场价格的5到10倍。

车臣人对中国的态度观点(中国人和车臣人关系如何 )

俄罗斯光头党。

最开始,中国倒爷的货如果不通过他们的车,根本出不去火车站。后来北京团伙来到了火车站后坏了规矩。他们抢完货后直接冲到火车站外面的马路上拦车(北京团伙基本上都能把住址和10以内数字用说出来,比方说车费是500卢布,他们就会用俄语说“五”、“零”、“零”,基本俄罗斯司机都听的懂),这就坏了车臣人的规矩。

双方矛盾很快升级。终于发展到了大打出手。按说车臣人人高马大,骁勇剽悍,又是主场,占据语言、地形和人数的优势,北京人则什么都不占,北京人应该不是对手。但打仗的结果却出乎人意料,北京人竟然大获全胜。

其实街头斗殴,主要是看气势。而北京团伙就胜在气势上。他们在莫斯科基本都是光棍,什么都没有,所以打仗无所顾忌,敢于见红。而中亚人往往都是在莫斯科经营多年,有家有口,不敢也不愿意拼命,畏首畏尾反而影响了战斗力。

据当时目击者说,打仗时车臣人一般是拿扳手、铁管,而北京人则是有什么拿什么,板砖、铁锹、凳子等。目击者亲眼见到,一个小个子的北京人轮起来一辆推货的折叠推车,往车臣人头上招呼,只一下对方就躺下动不了了。就是靠着这股背水一战的狠劲,北京团伙最终成功“立棍”了,和高加索团伙达成一种妥协:北京团伙用车臣人的车拉货,而车臣人则把车费降为市场价格的两倍。

在雅罗斯拉夫尔火车站立足稳后,北京团伙们就算是有了根据地了。当时这些团伙里有个叫牛顿的,算是里面的著名狠人。他个子不高,口头禅是“我是黑社会,我怕谁”?大约比王朔说“我是流氓我怕谁”还要早。

当时每周一下午,是北京到莫斯科的列车靠站的时间。牛顿总是在那个时候跟人在雅罗斯拉夫尔火车站徘徊。火车一到站,这帮人就分散在各个车厢外观察,专挑那种看起来谨慎小心的中国商人。他们认为,这是胆小怕事的表现,抢了不会有什么后果。

他们行动时通常是三个人。两个人迎面向目标走去,等到近身的时候,左右一夹,把目标两手控制起来,第三个人则从后面赶上去,用匕首顶住目标的后腰。用这种方式,对方就算是练家子,也会束手就擒。牛顿团伙往往会把这些人的货、钱一扫而空,然后给苦主买张返程的火车票。当时不少倒爷连火车站的大门都没走出去,就不得不再坐车回去。

北京团伙最初在莫斯科火车站打劫,后来发展到坐飞机到俄罗斯与蒙古接壤的城市——乌兰乌德等着。列车一出蒙古边境,北京团伙就在那里上车。上车后,这些团伙也不着急,因为火车还要跑5天4夜才能到莫斯科。他们往往先吃顿饱饭,休息一下,然后再挨个撬开包间扫荡。

前几年有个电视剧叫《莫斯科行动》,讲的就是中俄列车劫案。这片子里塑造了一个叫“二姐”的团伙领导人。实际上也确有其人,但远不是电视剧里表现得那么有胆识、机智。真实的“二姐”,出身北京南城。在北京文化中,北京南城是处于鄙视链的末端。

车臣人对中国的态度观点(中国人和车臣人关系如何 )

早年的中俄列车

二姐也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物,就是老北京人嘴中所说的“胡同串子”。市井生活让“二姐”成为一个为人仗义、但绝对粗俗不堪的“大姐大”。在列车上,以二姐为代表的北京团伙往往要把整个火车上的倒爷们来来回回洗劫好几遍,确保没有遗漏。

等到钱财收拢齐了,“二姐”的手下则会开始劫色(之前抢钱时已经选好了目标)。有时候,列车有的女人有姿色,往往要被迫迎接数波团伙成员。

那时候,有经验的倒爷上车前都会带着螺丝刀、扳手之类的工具。上车后第一件事,就是用工具拆了床铺,然后把随身的大额现金铺到床板下、床管里,再把床组装好。这样等到来抢的时候,只要把随身的少量现金给他们就可以了。

不过中国倒爷们不要以为进了莫斯科市区就安全了。前面说了,北京的这些团伙除了抢劫,勒索敲诈也是一种来钱的方式。90年代初,经常有中国倒爷被这些团伙绑票,威胁莫斯科的朋友或者国内的亲戚打钱。当时有个北京西城组成的10人团伙极其擅长此道,领头的叫小光子。这个团伙已经演化出有人专门盯梢,有人专门负责和国内联系,有专门地方看管“肉票”。

另外,倒爷们存在仓库的货也经常一夜之间不翼而飞,这也是北京团伙惯用伎俩。之前提过的牛顿就擅长这种方式。他不在火车站时,就在各个仓库附近转悠,看到有中国倒爷的货,就连夜带人抢货,抢到后也不卖,而是通知对方带钱赎货。倒爷们的货都是自己背过来或者通过“灰关”进来的,没有合法的进口手续,所以也不敢报警。这样,牛顿一伙人迅速发家。

大约从1990年底到1994年中旬,北京团伙一直横行在莫斯科华人中。一直到1994年,终于引起了中俄高层的重视。大约在1994年10月,莫斯科一夜之间来了400多名中国警察,主要都是北京警察,也有少部分是河北和东北来的,几天功夫就把北京大小团伙一网打尽,其中仅大哥一级的人物就176人,各种马仔600多人,整个北京团伙几乎是在全盛的时候突然被团灭。前文提到的牛顿、二姐、小光子之类的人物,被押回国后全部判处了死刑。

这就是北京团伙在莫斯科兴起覆灭的全过程。这是一段历史,是那个时期俄罗斯社会治安的真实写照。同时,北京团伙的覆灭也是俄罗斯社会发展以及中俄合作的必然结局。今天,俄罗斯的治安水平早已不同往日。希望俄罗斯发展越来越好,中俄合作越来越深入全面!(完)

本文来自作者:网创妙策,不代表网创妙策立场,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gcmcom.com/6360.html

版权声明:本文内容来自互联网。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请联系站长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